中国产业大迁移并没有发生在传统产业，而是发生在新兴产业。传统制造在出清过程中向低成本、高效率地区集聚。新兴制造向地理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中部核心二线城市群逐渐崛起。中国产业大迁移不仅是产业布局的变化，也对房价、人口流动、区域消费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次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民族工业毁于战火，沿海和沿江下游的工厂企业集体内迁。

第二次

       1964年到70年代末的三线建设，当时出于战备需要将国防科工企业迁往西北西南地区。

       最近几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体现在产业资本开支的新旧分化上，也体现在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和大迁移上。中国正在进入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协调阶段。过去三年，一线城市高房价对制造业持续挤出，促使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业聚集。目前北上广深的第三产业占比均已突破60%，中国一线城市的最终产业发展形态可能类似于纽约和东京，成为一个服务型和消费型社会。

       产业迁移必然带来劳动力、资本、税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提升，进而对人口流动、房价、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正在发生的产业大迁移类似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南迁和南部“阳光地带”崛起。

1、传统制造

       首先观察汽车制造、化肥与农用化工、多元化工、钢铁、煤炭、化纤、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整体来看，这些行业经历的不是迁移，而是出清。一方面：传统制造的区域集中度提升，向着具有成本和效率优势的地区集聚，强者恒强。另一方面：那种“低端制造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说法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推断，沿海地区也有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高的地区，这些并不是产业迁移的必要因素，产业迁移的发生是多方面的结果。

       汽车制造仍然是一个传统产业，中国汽车制造的中心仍然在上海，上海的汽车制造上市企业收入占全国将近一半，其他区域的汽车制造集中度也进一步提升。新能源车属于新兴制造，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即将改变全球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供应格局，但是整车制造这个传统产业仍然是强者恒强，向优势区域集聚。

2、服务行业

       虽然前面提到“中国汽车制造的中心仍然是上海，汽车制造也是广东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整体上看，一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已经表现出制造业的空心化和中高端服务业的集中化。

       2014-16年，北京占比上升最快的产业是建筑工程、互联网、金融；广东占比上升最快的是房地产、保险、互联网；上海占比上升最快的是房地产和互联网。2017年，北上深三个城市的服务业产出占比均超过了60%，其中北京的服务业产出占比已经达到了81%，上海和深圳分别是69%和61%。一线城市上市公司收入占比最高的服务业主要是金融、房地产、互联网、电信服务等。

3、产业迁移的影响

       产业迁移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地理分布，也对中国的人口流动、区域消费力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个影响体现在了房价上，过去三年，那些承接了高附加值产业迁入的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房价增速更高；第二个影响体现在了流动人口下降和就业本地化这两个变化上，中国劳动力流向的基本格局都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和沿海地区流动。

       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开始下滑，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本地就业；第三个影响体二线城市群的整体消费提升上，人口回流和就业本地化的直接结果是中部二线城市群的消费主体扩大了，并且随着高附加产业在这些地区的占比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在慢慢提高，消费主体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我们观察到二线及以下城市的服务业和零售业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2013年至今，虽然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逐年下降，但中部核心二线城市的社零增速从2016年以来是回升的。

4、总结

       产业迁移的发生是多方面的结果，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产业迁移的必要因素。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科研教育政策等特定资源禀赋更加重要，一旦时机配合，产业布局的再平衡就会出现。中国产业大迁移，始于制造业，必然带来劳动力、资本、税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进而对人口流动、房价、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兴产业持续向地理纵深发展，未来十年的中国在消费、服务、中高端制造上的潜力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