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前，人们提到园区，难免都会皱皱眉。

       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这样一幕：工厂被圈进远离城市的一块荒地，机器轰鸣，烟囱里冒出各种颜色的烟雾，刚下班的工人赤膊汗流，肩膀搭着工装，钻进弥漫着汗臭味的临时板房中。

       这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园区中，应该是很稀松平常的景象。不过，普通人很难察觉的是，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景象，连缀成了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一幅史诗般的画卷。

       从上世纪八十年深圳蛇口工业区以及此后在珠三角雨后春笋般做“三来一补”的大大小小的加工业园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业园区，再到本世纪以来以中关村、清华科技城、华夏幸福产业新城为代表的科技驱动型园区，中国园区的嬗变轨迹成为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鲜明映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园区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园区具备了城市功能，规模大的衍生成了一座新的城市，如上文提到的苏州工业园、蛇口工业区、固安产业新城；规模小的，成为了城市功能区一部分，或者演化为产业社区的形态，比如最近讨论最多的浙江特色小镇，其实就是一种产业社区。无论何种形态，本质上都是一种园区城市化的变迁。

       这样的变化趋势，背后是哪些力量在推动的呢？未来又会衍生成怎样的形态？对于城市决策者和园区运营者来说，又该如何未雨绸缪？

1.园区孵化城市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与英、美等国不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进程并非来自社会资本，而是基于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资本推动、覆盖全国主要节点城市、以国防工业及其配套产业为核心的工业布局。比如，“一五时期”，在苏联援建下，中国首期就上马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

       这些项目一部分落子于当时工业基础较好的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保定、武汉等城市，另一部分基于地缘战略和军事考虑，布局在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

       项目落地的过程中，除了几个大城市具备与基础配套能力外，绝大多数城市建成区小、配套能力不足，很难满足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消费。于是，除了建设主厂区和上下游配套产业区外，还要在生产区附近建设住宅、商业、休闲娱乐、教育医疗等相关生活功能区。

       这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园区形态：园区办社会，园区造城市。比如，兰州石化、兰州炼油厂就是典型的例子，时至今日，他们已与兰州老城区连为一体，且自成体系，成为兰州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阶段，园区与城市密不可分，也可以说园区推动着城市的孵化和成长，甚至某些时候园区在当地经济和政治的话语权要超过政府部门的影响力。从本质来看，这种情况一方面来自于经济体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快速工业化之于城市化在空间上的体现。

2.城园分离

       不过，正所谓合久必分。

       园区与城市大规模分离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老城区工业企业的外迁，其二是新上项目集中部署在城市远郊甚至几十公里外的空旷的土地上。企业被圈在一起，成了园区，园区集聚在一起，成为了经济开发区或者高新区。

       于是我们看到了文章开始描述的那些景象：因为新区开发的不完善，不足以支撑生产活动要素的消费需求，产业也就是园区，开始与城市相分离，生产与生活相分离。

       产园分离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很多：老城区企业外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比如，时至今日，兰州石化外迁与否依然是兰州城市面临的发展瓶颈之一。此外，还有经常被舆论诟病的“空城”、“鬼城”问题。

       但客观来讲，产城分离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为中国产品和市场快速与国际市场对接提供了核心竞争力和切入点。这是土地进入要素市场带来的红利：

       有了级差地租，企业对于成本才更加敏感，促使企业通过不断压缩成本来扩大产品的竞争力和利润率。另一方面，政府乐于并也因此积极推动这种趋势的演进：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边界需要快速扩张，外迁或外落的企业成为了城市新界域的第一批移民；有了新的移民，土地才有了价值，并随之产生了土地拍卖收入和税收。

       因此，不必苛责于土地财政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帮助中国积累了第一桶金，成为驱动中国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散落在城市外延的园区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虽然参差不齐，却也顽强蓬勃。

3.园区城市化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园区之所以会和城市分离，来自于要素价格的支配，即土地对总成本的影响。而园区之所以能和城市分离，来自于要素禀赋的需求：虽然远离城市配套，带来了建设成本提高、供应链拉长、招工困难等外部交易成本的上升，但算算总账，加上政府在工业用地和税收优惠上的倾斜，总成本依然比选址中心城区小的多。

       这时候，变化出现了。

       政策层面，当工业用地供给速度远远大于产业规模扩速度，而城镇化带来的新市民消费需求的扩张又远远高于生活用地（住宅、商业、公共用地）的供给速度时，如同荒漠中的绿洲，越来越多的孤零零立在荒地中的园区未及初生便胎死腹中。

       产业层面，产业结构的变迁，让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吸纳更多劳动力的能力和规模，而生产性行业随着对技术、人力资本结构需求的提高，使得土地价格在总成本结构中占比越来越小。于是，园区对人的需求开始比对土地的需求更加迫切。

       因此我们看见，在中国浩如繁星的产业园区中，开始上演了一场基于对人的争夺的惨烈的博弈和厮杀，招商引资争夺战的主逻辑从要素价格转变为对人的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多的城市功能被置入进原本以生产集聚为目标的园区中，园区的城市化日趋明显。

       泥沙俱下，大浪淘沙。今天我们看到的如苏州工业园、蛇口工业区、天津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关村、清华科技园、固安产业新城等，无不是由生产性园区成长为兼具研发、生产、生活、商业、乃至旅休诸多功能为一体的城市体系。他们不仅成为了区域的增长极，更成为商业、住宅土地高溢价的典范。

       如今，包括万科、碧桂园、恒大、绿城等大量住宅房地产企业纷纷投入进产业地产、园区开发、特色小镇、新城运营的市场中，其核心逻辑就在于园区的城市化嬗变，使得产业用地在城市功能的支撑下具有更高的溢价空间，而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也因为产业置入带来的人口增长而更具开发价值，降低了非城市中心区开发的风险。

       显而易见，市场潜力很大，开发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因为操盘手玩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城市规划能力、对产业资源的配置能力、商业运营能力、资本操作能力乃至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企业服务的能力。因此，新入局者，要么通过并购行业企业快速提高竞争力，要么就要靠时间的积淀了。

4.终将消失的园区

       基于前文所述，纵观中国产业园区数十年发展的历程，决定其形态和发展方向的有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土地在要素市场中的价值和价格变化，二是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要素需求的特征，三是城市形态和功能的变迁。

       这三个变量让产业园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形态，也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价值。但无论在哪个时期，一个不变的恒量是，生产力结构与消费结构要保持相对平衡，这就意味着园区与城市从来不是两个可以分割的概念，产城不是要融合，而是从来不应分开过。

       过去，基于工业的规模效应，生产力自发或是人为集聚在一起，以赢得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边际成本。未来，无论互联网、物联网、快速交通体系如何改变时空关系，产业的组团发展依然是基本规律。但变化的是产业以何种形态组团并在单位空间中要素如何搭配。

       可以预见的是，园区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概念终将会消失，Community、Town或者City将会取代Park成为承载城市生产与生活、生产与消费的综合空间，生产力的创造方式也将因为夸行业的融合变得更为多元。比如荷兰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High Tech Campus）、美国洛杉矶1010社区（1010Wilshire），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园区未来可能发展的特征。

       在中国，如最新批复的雄安新区，或者产业新城以及特色小镇，虽然在空间规模、定位、功能迥然不同，但其展现出来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与消费要素的组合的理念，已经超越单纯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园区，这是园区嬗变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嬗变的必然趋势。

转载自：产业中国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