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包括两方面：一是园区，从园区看，它是一个新物理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放新的产业增量；二是产业，从产业看，它是工业化的内容放在了某一个承载的区域内。

       60年代，美国的罗斯托提出了“经济起飞理论”，其实工业化如何起飞取决于它自身的投资能力、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工业区恰恰是通过集中地、集约性地提升投资效率的方式，来带动工业化的总体发展。那么，实际上园区本身就是制造集群，因为经济发展自身有自发集群的内在机制，所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波特曾为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做过经济发展战略。要注意有些开发区不是真正的集群，它还只是一种集聚，就是企业打堆。

       所谓集群，是指企业有机地打堆、集聚，在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相关关系上形成非常有序的合作，从而释放由于这种规模而带来的成本节约。所以，园区本身制造了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道亮丽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风景线。这个风景线表现为：它是完全由政府主导设计和推进的，制造了集群效应。而且，这种集群由于形成了对国际新技术和资金的引入，带来了技术的集聚效应。这种集聚的高地效应能够在技术管理上形成辐射扩散能力。这是技术进步中非常重要的集聚和扩散效用的促动机制问题。同时，园区形成了非常自觉地与国际接轨的办事方式，这种办事方式同样也有了政府行政效率上的示范效应和扩散能力。

园区制度贡献

       园区建设是在创新进程当中划出一片新区制造增量，并且采取新事新做法的方式，摆脱传统体制“路径依赖”，形成制度创新突破效应。这种增量划出的区域，形成一定的边界。这种边界使得该区域内官员自身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出现了新视野、新观念、新做派。这一点很重要，政府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在一些传统的产业部门中还非常突出，但是在园区里面则有一种新风尚，而且它的办事方式完全与国际接轨。这就形成了一种对标国际惯例的新参照、新标准，从而也有了新空间、新组织、新流程，也必然出现了新的效率，其原因就是摆脱了“路径依赖”。

       制度创新具体体现在：投资（产权）制度方面，通过中外合资或者外商独资；土地制度方面，通过批租-使用权转让、租赁等方式；商事制度方面，通过准入方式、工商注册效率以及基础环境配套等得以体现。

       由于这些制度的创新，加快了工业化推进步伐，从而收获了“全球化红利”。前面大家也引用了很多数据，说工业产出中百分之七八十，税收百分之六七十是来自园区。所以，这种制度突破的方式，形成了对全球市场环境机会的捕捉能力和开发利用能力，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创造。使得要通过技术的集聚形成了技术追赶，提高技术并快速提升技术能力，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助推整个市场化的进程。

启示

       新时代应该具有的新体制环境条件。最初园区是靠优惠的税收吸引外资来的，在今天税收优惠抹平的情况下，一定要能表现出园区自身有机的集群，以及有机集群内部所形成的相对成本节约的规模能力，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规模的能力，同时，也要形成集群内的学习能力，由规模能力的低成本和学习能力的驱动效应而转型，以推动园区的可持续性，否则优惠政策吃完了也就完了。所以应该重视的是，做园区间合作，做园区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做产业链的合作关系。

       园区合作，处于第二轮第三轮发展中的园区应该主动与已经成熟的园区合作，因为成熟的园区有经验、有产业链，在产业链集聚能力的基础，把很多项目了结合起来。除了这个直接的项目联合以外，就是园区的联盟组织，希望这样的组织能做大做强，发挥作用。

       园区是“开放”与“改革”互动先行的“试验区”、园区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样板田”，园区开放最高级形态“自贸试验区”的“新动作”就是“自由港”，体制将带来新期待，新期待的核心思想就是“二为”原则：对企业和居民而言，凡是法律没有限制的都可以做；而对政府而言，只有法律规定可做的才能够做，从而把政府的权利收到笼子里。

转载自：同济发展研究院